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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丨改革开放四十年创造中国企业奇迹

摘要: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中心环节。从1980年初期的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到1985年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股份制试点,再到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提出加快构建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以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2002年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历经摸索,逐渐成熟。

精彩看点

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周年

中国经济腾飞奇迹背后

企业扮演何种角色?

政、商、学各界代表

齐聚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共话中国企业四十年风雨成长历程

本期嘉宾: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宋志平——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姚劲波——58 集团 CEO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

徐宪平——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黄民——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

文字实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光辉岁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跟随世界到引领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而这其中,中国企业四十年的成长历程,更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携手迈进,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是中国经济腾飞奇迹的一个缩影。

国有企业篇

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中心环节。从1980年初期的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到1985年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股份制试点,再到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提出加快构建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以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2002年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历经摸索,逐渐成熟。

宋志平:改革开放之后,外资都进来,当时的乡镇企业发展也很快,所以很多国有企业步履艰难,非常困难。最关键的是产品得卖得出去,所以在80年代很多国有企业能过得来的,一定是产品占领了市场,很多国有企业都非常难过那一道关,一方面我们的职工需要激励,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制度又非常死板。这就让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怎么来改变这些,所以当时就提出了制度创新。

徐宪平:国有企业要进入市场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体制问题。管理落后,技术创新缺乏活力,人员、资产不能流动,劳动、工资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二是结构问题,“小而全”、“大而全”,支柱产业不强,优势企业不多,企业集约化、专业化程度低。三是包袱问题。沉重的人员包袱,债务包袱和企业办社会的包袱,严重地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扭曲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

政企不分、 经营机制不活和历史包袱沉重,是国有企业在改革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国企改革也一度被称“最难啃的骨头”。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使其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做大做强,当时的国有企业掌舵者们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

宋志平:在1994年我们搞了百户试点,我带领的北新建材是全国百户试点企业,试点应该是改革的尖刀班,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脱胎换骨很痛苦,但是改革必须要经历这一关。改革中我们员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北新建材是通过上市获得资金进行发展,同时安置好了职工,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2002年,我调到央企中国建材,那时候中国建材只有20多亿的收入,当时也是债主临门,非常困难,虽然叫央企,怎么发展呢?又想起来只有改革,进行“央企市营”,即央企进行市场化经营,方式是走混合所有制道路,资金从资本市场、从民营资本那来,大家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推动整个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行业的重组,使得这个企业得到迅速发展。

徐宪平:为了寻找试点的突破口,当时我们的市委书记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先到特困企业蹲点调查,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国有企业重点难点问题,最长的一次会议开了9个小时。最后一致认为,政府要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围绕把企业培育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决定把长沙市市区48所企业子校一次性分离出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来管理。真正做到了改革的成本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负担。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已迈入深水区,迎来攻坚战。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刚刚过去的2017年,国企改革动作频频,公司制改革全面提速,已基本完成,央企重组频率明显提升,数量已经减至98家。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包括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联通集团等代表性央企均提出混改方案。

黄民:投融资的改革,这五年也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五年,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我们投资铁路3.9万亿,平均每年将近8000亿的投资。权益性的投资,过去主要靠中央政府,这五年就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截止到今年,地方和社会资金占的权益性比重,已经超过了中央资金比重,达到51%,较五年前有大幅度的提高。第二我们今年进一步推进社会资本投入铁路建设,浙江已经推进了PPP项目的建设,以民营资本为主修建高速铁路。第三是进一步推进铁路企业的股改上市。

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国有企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加快自身改革发展,跻身全球竞争的主力兵团,是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下一站的重要课题。

宋志平:今天的国企,并不是靠一些人总讲的垄断,央企100多家企业里,只有十家左右企业有自然垄断成分,绝大多数都在充分竞争领域里。此国企非彼国企,都是经过市场化改造了的国企。现在央企总资产中76%的资产是在上市公司里面。第二点体会,谁先改革谁能够活下来,谁能改得彻底谁能够成功,实际上我们改革冲击的就是国企,国企只有适应改革才能生存。第三点体会,改革需要企业家精神。在过去的国企改革中我们有不少成功者,但是也有很多人失败、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国企的发展带动了民企的发展,促进了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

民营企业篇

1978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开始萌芽,改革开放近40年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我国60%以上GDP,缴纳50%以上的税收,贡献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80%以上的就业岗位,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陈东升:应该说40年波澜壮阔,我们有很多方面的改革,但是根本性的改革、提纲挈领的改革、带有制度性的变革性的改革,就是两个伟大的改革。一个是价格改革,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没有价格的改革就没有金融的改革、财贸的改革、税制的改革、收入分配的改革、外贸的改革,一系列宏观经济的改革,或者农村土地的改革和城市经济的改革。第二个层面是微观层面的改革,微观层面的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和所有制制度的改革,形成我们今天大家追崇,或者是怀疑,或者是也在批判的,但是也在羡慕的,庞大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阶层。其实我们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今天的混合经济所有制。

俞敏洪:讲到市场经济的问题,市场新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的政策是对的,因为指向了民间力量的开放。第二件事情对的就是中国政府允许民间的老百姓尝试和探索了。只要能够调动民间的所有力量来为中国的繁荣做努力,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安全上的保障以及发展上的保障这件事情就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老百姓干。政府应该给民间逐步的探索的余地。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了,带来中国民办教育的繁荣,以及中国的教育和信息产业的结合以及和人工智能结合的繁荣,所以这种探索其实应该允许民间去做。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有的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更加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项有利政策和发展环境的推动之下,民营企业不断地成长和发展,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吃苦耐劳、不畏艰难、敢于拼搏、坚韧不拔的企业家队伍。

陈东升: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是1984年,才有了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包括任正非,这是第一代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是没有企业制度、产权制度。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1992年同时又颁布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规范意见,所以1992年形成了中国精英阶层下海创业和创新,下海变成是一个潮流,是一个正确的事。所以1992年形成的精英下海使中国真正有了股份公司、有限公司,1993年颁布了《企业法》,真正的现代企业试水是1992年。

互联网的创新,海归派汹涌澎湃的回来,带来的风险资金又进行了第三次创业浪潮,这次创业浪潮给中国产权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始人制度,我们叫founder,我一个idea能获得50%、70% 的股份,同时我的团队通过期权制度来完成他们的财富来源的问题,这个企业家精神就得到了更高的制度上的保障。第四波叫后WTO派,你们现在所有的创业进入一个成熟的资本体系、成熟的企业家创新体系。成熟的资本体系从天使金金、创投基金、风险基金到PE,最后到你们上市,大的人寿保险基金、退休保险基金投进来的整个体系,完成渐进。所以今天的创业是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逐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中小微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长效机制将有序建立。

俞敏洪: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很不充分。我们现在从制度建设层面到思想建设层面,到企业发展建设层面都可以说做了一半。中国未来的30年的繁荣我们要把后一半做下去。第一个是思想进一步解放。面向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来引导中国继续前行。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更加开放地来进行讨论。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领域,尤其是在企业和制度结合领域,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应该更加大胆一点。第二个是我认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鼓励真正的人才流动。现在要鼓励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92派”那样下海创业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小年轻新时代的新创业者出现了。

未来在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下,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的不断崛起,新生代企业家接班、创投和创业大潮的氛围下,民营企业家将被赋予更多期许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将给企业发展创新提供更强大的制度保障,未来我国民营企业有望踏上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姚劲波:我是1999年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互联网在中国的爆发,所以我们这一代创业者感恩时代,也感恩政府对互联网的鼓励和支持。并且互联网是过去20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一个见证,就是几年前,中国移动是整个IT产业市值最高的公司,现在中国移动已经被腾讯和阿里巴巴所超越,其实不只超越了传统的通讯和IT,中国互联网的公司也在超越全世界对标的公司,腾讯应该是超越了Facebook,阿里也超过了亚马逊,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得到高速发展。

俞敏洪:今天为止中国赶上了世界上几千年的好时代,这是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高科技的发展。随着现代的AI科技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发展机会,加上人口基数,就出现了马云和马化腾这样原本不可能出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天才。第二个就是因为WTO所带来的中国跟世界经济的结合。这一结合到今天为止处在了拐点,我们能利用WTO的红利已经用完了,剩下的“一带一路”是不是能带来中国跟世界经济后面十年、二十年的融合,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家进一步的合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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